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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和秦孝公固然是君臣际遇千古难得，可他们要在秦国变法还得经历一番波折，毕竟他们要拿秦国老世族开刀。
2、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结果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对变法群起而攻之，于是就有了如下一番论战：甘龙反驳商鞅的变法理念说：“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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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
4、”说完后甘龙转过身对秦孝公说：“现在倘若要变更法令，不遵循旧法，我恐怕天下人会背后非议君上，请君上仔细考虑。
5、”商鞅一听这话当即反驳道：“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
6、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
7、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
8、我想提醒甘龙先生，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
9、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
10、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
11、”说到这里商鞅也转向孝公用坚定的语气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
12、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
13、”这时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
14、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15、”于是商鞅反击道：”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
16、”说到这里商鞅瞥了一眼，只见杜挚头冒冷汗无言以对。
17、商鞅穷追猛打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
18、因此遵循蹈矩并非就是好，而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
19、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决了。
20、”这番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商鞅大获全胜，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推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商鞅的政治对手甘龙呢？《大秦帝国》中为了衬托商鞅变法的伟大而将甘龙塑造为一个阴险小人，这是否符合史实呢？事实上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
21、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
22、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的根基。
23、看过《大秦帝国》的朋友可能还记得事实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时代秦国第一条改革措施——废除人殉就是甘龙提议的。
24、为什么这个献公时代的改革者会在孝公时代变成一个变法的反对者呢？难道他没意识到秦国的局面已经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吗？实际上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和整个世族集团形成有重大差别：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
25、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
26、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27、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
28、具体而言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29、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30、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世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31、事实上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状态，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运动本身。
32、然而我们每个人身处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在变化的世界潮流中保持一定的初心。
33、所以放眼天下几乎各国都有所谓的激进改革派和怀旧保守派，保守派就一定是腐朽落后的吗？未必，我们总在强调对传统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我们应当思考：我们是否能很好地鉴别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我们在像倒洗澡水一样扔掉糟粕的同时是否连澡盆里的孩子也一块儿倒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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