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都儿科研究所
1958年的冬天，华北、东北以及西北暴发了大规模不明原因的婴幼儿重症肺炎，这次疫情范围之广、病情之重、病死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全国广泛重视。在这危急时刻，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了病毒学研究室。
实验室负责人王慧瑛（右一）科室负责人王慧瑛等人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任贵方等合作，从重症肺炎患儿的呼吸道标本中分离出腺病毒，确定了腺病毒是这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此后，病毒学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就确定为“儿童病毒感染性疾病病原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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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沉心静气，潜心钻研，建立经典病毒学平台
科室第一位主任是王之樑研究员，他是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我国著名的医学病毒学专家。1956年，王之樑研究员被国家外派到罗马尼亚学习病毒学。1961年学成归国后扎根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王之樑研究员一直教育年轻的科研人员“做科研要甘于清贫，要沉心静气”。他带领团队成员建立起了经典病毒学研究平台，能够分离、鉴定很多种病毒。在这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王之樑研究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村暴发了大范围的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王之樑研究员不顾自己身体上的不便，带领团队亲临现场，与临床医生密切配合，于1974年首次确证引起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是呼吸道合胞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融合病变要确定一种病毒跟某种疾病有关，就必须要分离出这种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虽然危害性很大，但很脆弱，分离非常的困难，需要在33℃-37℃条件下，标本一旦被冻过，就很难分离出来。因此，团队成员就想到在现场把标本接种到细胞培养管里，但接种了标本的细胞管如何在33℃-37℃的条件下运回实验室呢？多种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一位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把细胞管揣在军大衣口袋里。在火车上，他吃饭、休息时都不敢放下捂在胸前的手，全身不敢做任何幅度较大的动作，一路上如珍如宝、小心翼翼。最后终于安安稳稳的把细胞管带回了实验室。这一次，病毒学研究室首次确证引起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是呼吸道合胞病毒。
转鼓随后，大家又遇到了病毒生长速度太慢的问题。王之樑研究员日思夜想，跟工厂的师傅混成了好友，终于研制出类似微型摩天轮的神器“转鼓”，在电机的驱动下可以非常缓慢的转动，这样合胞病毒的融合性病变出的又快又好看。这一“神器”至今还在实验室里日夜不停地转动着，很多参观实验室的同行想复制这一“神器”，但无一成功。
就这样，王之樑研究员带领团队，凭着潜心专研的“静气”，使我国呼吸道病毒的研究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随后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把各种病毒的分离培养技术向全国进行了推广。
王之樑研究员去世前表示，“让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就是病毒学研究室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983年病毒学研究室全体人员合影二、造福儿童，报效祖国，在国家传染病暴发的紧要关头发挥重要作用
接棒王之樑研究员的是钱渊研究员。提到她，大家脑海中闪现出的是一位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女学者。这是一位在知青岁月里依然刻苦学习的女性，一生都致力于造福儿童、报效祖国，她带领团队在国家传染病暴发的紧要关头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
钱渊研究员钱渊研究员曾到国外深造，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她义无反顾的背起行囊回到祖国。回来后，她带领团队成员建立起了分子病毒学技术平台，与经典病毒学方法相结合，形成全国儿科的首个全面的病毒病病原学研究平台。这一平台不仅应用于儿科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科研中，还应用到新病毒的发现中，更在疫情暴发时“大显神威”。
1995年12月，北京市委领导视察研究所2003年SARS疫情时，各医院向市领导呼吁隔离病房严重不足，但首儿所却没有发声。市领导追问原因，首儿所党委书记答道：“我们有病毒学研究室，疑似病例的标本送到实验室后，大多数都能诊断出是什么病毒感染，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隔离病房”。市委领导听后，立刻部署，向全市推广了首儿所病毒学研究室的做法。此后，每当冬春季呼吸道病毒流行高峰，主管卫生的市领导来到首儿所视察时，都会询问病毒学研究室的病原监测结果。
2009年北京市委领导视察钱渊研究员还是一位严谨慈爱、诲人不倦的导师。赵林清是钱渊研究员众多学生中的一位，她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毕业答辩前，钱老师做了一个大手术，身体非常虚弱，无法下地。但在答辩当天，钱老师在家人的搀扶下弓着腰慢慢地走进了会议室”。大家都很惊喜也很担心，问她“您怎么来了？”钱老师虚弱地笑笑：“这是我学生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还是要陪一陪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随后的论文答辩中，赵林清一度哽咽。这件事情对钱渊研究员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小、很稀疏平常的事，但却一直藏在她心里，时时激励着自己，以钱老师为榜样。
钱渊研究员和赵林清研究员三、薪火相传，实干创新，站在儿童病毒防控第一线
赵林清研究员说，“我很幸运，幸运的来到了首儿所，幸运的遇到钱渊老师，也幸运的得到了所党委的任命，承担起薪火相传的使命。同时也战战兢兢、如履浮冰，唯恐辜负了这份责任”。
赵林清研究员首儿所重视病毒学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每年都给一个博士毕业生名额。在科室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围绕着老病毒的新问题、新病毒的老问题，进行了病毒的临床意义研究，更在新发病毒致病机制的研究领域进展迅速。同时，也把研究方向拓展到了病毒的防与治领域，努力发挥了实干创新精神。在新冠疫情面前，病毒学研究室又一次勇敢地站在了儿童病毒防控的第一线！
在新冠疫情初期，赵林清研究员就在对外交流中捕捉到了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相关信息，回来后立即组织科室同志把2003年SARS的检测方法准备好，同时准备了最新的检测方法。为了应对可能的疫情暴发，2020年1月19日，在科室内部做出了全科室取消春节假期的决定。钱渊研究员第一时间支持了这一决定，取消了春节回家探望老母亲的计划，其他同志也纷纷取消了出行旅游计划。
2020年1月21日，病毒学研究室接到了感染科的电话，“接诊了一名疑似病例”。病毒学研究室立刻进行了任务分工，有处理标本的、有提取核酸的、有配液做PCR的。等标本到达实验室后，大家各自忙碌，紧张而不忙乱，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结果，非常明确的回复感染科，“这个病例不是新冠病毒感染，而是鼻病毒感染”。
奋战在病毒防控第一线在这之后，全科室动员起来，安排了24小时值守，只要有病例来，就进行新冠检测，同时利用科室的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病毒扫描。在长达3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朱汝南、孙宇、陈冬梅、贾立平等骨干力量用实际行动做了很好的榜样，用她们的话说，“我们是研究病毒的，现在就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郭琪、周禹彤等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也紧跟其后，“之前老师们都教过，我们能行！”病毒学研究室多年来的传帮带，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荣誉墙在病毒研究室的走廊里有一道荣誉墙，这是几代人的传承、接力，几代人初心不改凝聚出的荣誉，属于这个集体曾经的和现在的每一个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病毒学研究室也将以砥砺前行的意志、以戮力同心的精神，努力实现建成科教研一体化的“儿童病毒感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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